注释：
〔1〕林圣智《图像与装饰：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9年版，第14—17页。
〔2〕Riegl, Alois. Stilfragen: Grundlegungen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Ornamentik. Berlin: Siemens, 1893；长广敏雄、水野清一《云冈石窟装饰の意义》，载《云冈石窟：西暦五世纪における中国北部佛敎窟院の考古学的调查报告》第四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年，第1—14页；长广敏雄、水野清一著，王雁卿译《云冈石窟装饰的意义》，《文物季刊》1997年第2期，第96—102页; Rawson, Jessica. 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84.
〔3〕李秋红《南北朝隋代双茎桃形忍冬纹样分析》，《石窟寺研究》2018年第8辑，第211页。她的另一篇论文简略提及忍冬纹的来源问题。参见李秋红《北朝扇形忍冬纹样及其西方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8期，第70页。
〔4〕参见王雁卿《云冈石窟的忍冬纹装饰》，《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第48页。
〔5〕薄小莹《敦煌莫高窟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装饰图案》，载马世长编《敦煌图案》，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5页。
〔6〕杨筱在本科论文中对忍冬纹来源问题有所回顾，参见杨筱《南北朝隋代缠枝纹样谱系考察》，清华大学本科论文2012年，第1—2页。
〔7〕扬之水《“曾有西风半点香”——对波纹源流考》，《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第2页。
〔8〕楼庆西由手稿的内容和字体断定作者是林先生，并进而由文章所用稿纸推断写于1946年清华建筑系成立之后，复由文中的措辞如“阶级制度的标识”进一步将写作时间推定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林先生没有去过敦煌，其资料来源当时在1951年敦煌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大型展览会之后获得，而同一年梁思成先生应常书鸿先生之约写作《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林先生1955年病逝，故而该文写作于她的生命末期，具体而言当在1951年至1953年。参见楼庆西《关于发表〈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的附文》，载《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9〕林徽因《敦煌边饰初步研究》，载《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10〕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国营造法式汇刊》1933年第3/4期，第195—197页。也参见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2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11〕基本史实参见张明杰《中国建筑史·主编者序》，载伊东忠太著《中国建筑史》，中国画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I—IV页。笔者在此基础上核实和增补。
〔12〕中文本参见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陈清泉译补，初版于1937年，商务印书馆1984年影印版，第183页。日文本参见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载《东洋建筑の研究·上》，东京竜吟社1943年，第166页。
〔13〕邵宏《美术史术语汉译举例：Acanthus》，《新美术》2017年第7期，第8—10页。
〔14〕英语中的acanthus，据《牛津词源辞典》本身源自拉丁语、希腊语中的akanthos和akantha，其义即“棘刺”，或许源自对以词根为“ak-”的外来词的改造，参见Onions , C. T. etc. :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p. 6. 在这一个义项的理解上，笔者与邵先生不同，他认为“acanthus，源于希腊词ákanthos，由ákantha 与刺 所组成”。参见邵宏《美术史术语汉译举例：Acanthus》，第11页。
〔15〕长广氏和水野清一于1936年对响堂山石窟和龙门石窟进行了各约一周的调查，作为云冈考察的先期准备。1938年至1944年期间，以二人为主组建的考察团队每年都在云冈石窟进行测绘、摄影、记录工作3—6月，共7次。参见陈悦新《读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文物》2009年第1期，第87页。虽然云冈石窟考察结果的出版集中于1951年至1956年，但长广氏对于北魏植物纹样的研究则早在此前就已经开始，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为长广敏雄《北魏唐草文样の二三について》，《东方学报》1937年第8册，第97—117页；长广敏雄《大同石佛艺术论》，东京高桐书院1946年，第117—174页。
〔16〕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四卷，1951年，第73页。
〔17〕同上，第9页。
〔18〕Riegl, Alois《美术様式论: 装饰史の基本问题》，长広敏雄译，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42年。
〔19〕罗森著，张平译，邓菲等校《莲与龙：中国纹饰》，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版。
〔20〕李姃恩《北朝装饰纹样：5、6世纪石窟装饰纹样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199页。
〔21〕罗森《荷与龙——中国古代纹饰的来源》，陈涛译，载《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年，第329—331页。
〔22〕英文原文参见Rawson 1984, p.235.
〔23〕Rawson 1984: 202.
〔24〕Rawson 1984: 235.
〔25〕以上译文笔者直接译自德文版，原文参见Riegl 1893: 59-60. 基于英译本的中文译文，参见李格尔著，邵宏译《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
〔26〕例如他举了古埃及装饰中的一个棕叶饰例子，以表明“在此对于整体形式最具有决定意义、最重要的部分是涡卷。它们应被视作侧面投影的花萼例如他举了古埃及装饰中的一个棕叶饰例子”，以表明“在此对于整体形式最具有决定意义、最重要的部分是涡卷。它们应被视作侧面投影的花萼”，原文参见Riegl 1893: 60。
〔27〕Rawson 1984: 235.
〔28〕Rawson 1984: 25.
〔29〕Gombrich, E. H. The Sense of Order: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Decorative Art. Oxford: Phaidon, 1979: 189; 亦参见贡布里希著，杨思梁、徐一维、范景中译《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
〔30〕Gombrich 1979: Preface, viii. 亦参见贡布里希《秩序感》，序言，2015年，第IV页。
〔31〕贡布里希《秩序感》，2015年，第206页。
〔32〕邵宏《空白恐惧：装饰的起源及其原则》，《诗书画》2016年第3期，第42—46页。
〔33〕Gombrich 1979: 185。通行中文译本中这一段译作“不像茛苕植物的叶子，而是像杯状花的秆子，希腊设计师们也把它们放在与茎秆相应的位置上”，可见是将“supports of chalice”译作“杯状花的秆子”，随后又将“chalice”译作“杯状环托”，见贡布里希《秩序感》，2015年，第208—210页。
〔34〕Riegl 1893: 215-224. 亦参见李格尔《风格问题》，2016年，第202—210页。
〔35〕Gombrich 1979: 187. 亦参见贡布里希《秩序感》，第210页。
〔36〕同上，第211页。
〔37〕Ernst H. Gombrich, Art and Illus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0: 15-16，亦参见贡布里希著，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艺术与错觉》，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页；Gombrich 1979: 193，亦参见贡布里希《秩序感》，第329页。关于李格尔艺术意志的评析，参见陈平《李格尔与“艺术意志”的概念》，《文艺研究》2001年第5期，第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