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文将地方志书对赋税、课利、徭役等财入和征调明细的记载列目统称为“财赋事目”。
按，据研究，汉唐间以“《吴地记》”为名的著述有十一部之多，传世于今的仅有所题撰者为唐陆广微的一部。本文研究对象为陆广微《吴地记》。又，黄苇等据《吴地记》篇次、内容，指出其“以苏州为载述范围，先叙府，后载县，即以府县为纲，下载建置沿革、分野、世系、辖境、户口、赋税、城郭、寺观，又增记坟墓、园宅、台阁。后世方志所记建置沿革、分野、户口、赋役、城池、寺观、古迹等皆继承是志”。参见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
陈明光指出这是苏州两税和茶盐等钱的收支数据，反映了该州预算收支执行计划的要目。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李锦绣用之分析两税三分比例。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5—1086页。渡邊信一郎将这组数据年代推定为乾符三年，指出其性质是两税钱和专卖收入的合计数额，并将团练使军资判定为上供数额，两税斛斗部分情况则不明。参见渡邊信一郎 『中國古代の财政と國家』 汲古書院，2010年，520頁。冻国栋指出税钱分项数与总数不合。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13页。贾志刚在分析唐代浙西道军费时，指出这组数据对于探讨唐代州级财政的重要性，上供、送使、留州和团练使军资是四分，与当时存在别置军额有关。贾志刚：《唐代军费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205页。
[4] 本文所用的“近古时期”，是指以两宋为中心，上溯唐后期、下及明初的时段。这是为便于叙述，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分期无关。
括号内“一本作”，意为其他版本对该税额的相应记载，自明后期以来各版本《吴地记》皆有此附注，或为“本作”。参见陆广微：《吴地记》，张海鹏辑《学津讨原》第11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本，第471页。另，《吴地记》有多个版本，前引李锦绣、陈明光等学者所用的清同治江苏书局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与今人曹林娣校注本等，皆源自张海鹏校订的《学津讨原》本。今检《丛书集成初编》本、曹林娣校注本，税额记载一致，参见《丛书集成初编》第314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页；陆广微撰，曹林娣校注：《吴地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6] 两税三分体制在元和四年出现变化，即一道之内使府所在州的税额被充当送使额，不足部分由其他州补足，其他州原“送使”额改为“上供”。但是，随着元和五年两税钱送使额由各道属州按税钱收入均摊的改革，各州又出现送使税钱。参见陈明光、孙彩红：《隋唐五代财政史》，第245、263—264页。
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699—707页；陈明光、孙彩红：《隋唐五代财政史》，第221页。
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830—834页；陈明光、孙彩红：《隋唐五代财政史》，第216页。
唐后期朝廷管理税茶钱的机构几经变换，长庆元年之前为户部使；长庆元年至大和四年为盐铁使，之后回归户部使；大和九年实行榷茶法时为盐铁使，甘露之变后，重归户部使；武宗即位后又归于盐铁使。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2册，第828—833页。
李锦绣指出，元和年间一度实行由盐铁留后、巡院兼征东南地区两税的制度。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385页。不过，两税上供额和盐利仍是分别输纳至度支使和盐铁使处。
[11] 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5，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42—747页。
按，中和二年浙西藩帅周宝任命部将为苏州刺史，中和四年唐廷除授赵载为苏州刺史，受到阻挠，不能就任。龙纪元年苏州入钱镠之手，朝廷除授的刺史杜孺中被害。此后，苏州被杨行密、孙儒、钱镠反复争夺。光化元年后，苏州稳定地被钱氏吴越控制。参见胡耀飞：《唐宋之际苏州军政史研究》，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博论丛》第4辑，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75—88页。
[13] 有关建中二年至中和二年苏州刺史的结衔情况，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4—1930页。
[14] 顾况：《嘉兴监记》，《全唐文》卷529，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5372—5373页。
[15] 参见陈衍德：《试论唐代食盐专卖法的演变》，《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
[16] 《册府元龟》卷494《邦计部·山泽第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238页。
[17] 《旧唐书》卷176《卢商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75页。卢商于开成元年至二年为苏州刺史，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1924页。
唐后期，江淮盐监给盐商的批发价经历过几次波动：贞元四年，“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为每斗370文。永贞元年，“每斗减钱一百二十，榷二百五十”。元和一朝，江淮榷盐大体维持这一价格。至长庆元年，为筹措军费，接受盐铁使王播意见，临时将榷价由一斗250文，提高至300文，并允诺战事结束后调回原价。参见《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第1378、1379页；《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第2109页；《册府元龟》卷493《邦计部·山泽》，第1235、1236页。但是，李锦绣指出这一榷价是虚估价，盐商并不据此交纳实钱，而是折纳他物，诸州常平盐则以实钱价格出售。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820—825页。元和元年的诸州常平盐，“若遇价贵，斗至二百二十，减十文出粜，以便贫人，公私不缺。其盐仓每州各以留州钱造一十二间，委知院官及州县官一人同知，所粜钱送院，市轻货送上都”。《册府元龟》卷493《邦计部·山泽》，第1235页。苏州刺史卢商“籍见户，量所要自售，无定额”“直送价钱”的具体举措，与此前推行的常平盐制度多有相近，故以常平盐售价来估算收益。
[19] 《册府元龟》卷494《邦计部·山泽第二》，第1239页。
[20] 《资治通鉴》卷252，唐僖宗乾符二年四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178—8179页。
[21]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1929页。
[22] 参见日野開三郎 『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第4卷『唐代両税法の研究·本篇』 三一書房，1982年，239—240頁；渡邊信一郎 『中國古代の财政と國家』 520頁。日野开三郎认为税钱额包括了两税和茶、盐、酒利，且以盐利为大。其中，10.7万余贯送使，17.8万余贯留州，合计28.5万余贯，这是出自两税收入；30.6万余贯是上供额，包含了两税和茶、盐、酒利，其中两税上供额应占一半，在15万贯以上，两税总收入应有45万贯。日野氏对茶、盐榷利估算偏低。
参见《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第689—710页。三司合一是在唐昭宗乾宁二年之后，此时苏州已不输贡赋。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212页。
[24] 《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第720页。
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405—406页。
[26] 杜牧撰，何锡光校注：《樊川文集校注》卷16《上宰相求杭州启》，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068页。
按，《元和郡县志》载杭州户数为51276，苏州为100880，而《吴地记》则载苏州户数为143261。有关两地户口和两税额比较，可参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656—657页。
[28] 该数据由前述苏州刺史卢商变革盐法后所售13万石盐而获利27.3万贯，再加上茶利数千贯而得。
[29] 按，长庆四年唐敬宗即位，要求浙西道进贡银器，节度使李德裕就此奏陈财计困难，恳求免除，“又准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唯有留使钱五十万贯。每年支用，犹欠十三万贯不足，常须是事节俭，百计补填，经费之中，未免悬欠。”浙西道相对于朝廷，就将“送使钱”称为“留使钱”。《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第4512页。
[30] 苏州两税上供钱21万贯是由50万贯减去送使钱10.77万贯、留州钱17.8万贯推算而来。21万贯加上茶、盐课利28万贯，为49万贯，原则上是要上缴朝廷的。另，史书中偶有浙西道上供额的记载，如元和二年，因水旱灾害，朝廷下旨蠲放浙西道六州两税上供钱“三十四万余贯”。《册府元龟》卷491《邦计部·蠲复第三》，第1218页。贾志刚认为这应是当时浙西道上供钱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参见贾志刚：《唐代军费问题研究》，第199页。
[31] 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第212页。
[32] 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164页。
[33] 参见王溥：《唐会要》卷78《诸使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2页。
[34] 参见张国刚：《唐代团结兵问题辨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35] 李芸鑫：《〈吴地记〉四库提要辨析及源流、版本考》，《江苏地方志》2015年第6期。
[36] 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8《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尤袤：《遂初堂书目》，《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宋代卷》第1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86页。
[37] 焦竑：《国史经籍志》卷3，《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明代卷》第2册，第773页。
[3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7《史部四十三·目录类存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744页。
[39] 李芸鑫：《〈吴地记〉四库提要辨析及源流、版本考》，《江苏地方志》2015年第6期。
[40]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78页。
[41] 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卷4、11，《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明代卷》第2册，第187、244—245页。
[42] 有关《古今逸史》编撰刊行者吴琯的生平，可参见韩震军：《〈唐诗纪〉作者吴琯生平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1期。
[43] 以上参见李芸鑫：《〈吴地记〉四库提要辨析及源流、版本考》，《江苏地方志》2015年第6期。
[44] 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不分卷《火字三格·别志》，清道光八年味经书屋钞本，第600a页。
[45] 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卷3《地理总志》，《丛书集成初编》第36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1页。
[46] 陆广微撰，曹林娣校注：《吴地记》，第190页。
“龙宗武，字身之，江西泰和县人，进士，万历三年推官任。”嘉靖《重修太平府志》卷3《职官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22册，中国书店2007年版，第837页。按，是志撰修序言写于嘉靖年间，但是从“职官志”篇收录的历任官员来看，截止于万历二十九年。又崇祯《吴县志》卷12《官署》载“万历元年推官龙宗武再修”。
[48]《荛圃藏书题跋》卷3《史类二》，《黄丕烈藏书题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114页。
[49] 范成大纂，汪泰亨等增订：《吴郡志》卷1《户口租税》，《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700—701页。
[50] 参见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5，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0页。
[51]这里的《长庆集》是指《白氏长庆集》，书中提及“十万户”有数处。其中，《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有“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白太守行》有“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分别参见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24，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76页；卷21，第1689页。对于唐宋以降诗文中有关城市户口的记载，有学者认为很多城市人口数据为概数，而非实际统计数，并提出“城市等级”与“人口意向”相对应的观点。参见包伟民；《意象与现实：宋代城市等级刍议》，《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
[52] 绍熙《云间志》，《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5页。
[53] 洪武《苏州府志》卷10《户口》《赋税》，《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32号，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19—422、434—435页。
弘治《嘉兴府志》卷2《盐课》，明弘治五年刻本，第21b页。
[55]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5《税粮》，《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89号，第391页。
[56]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6《课程》，《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89号，第522页。
[57] 天启《平湖县志》卷8《食货之三·役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7册，第495页。
[58] 崇祯《松江府志》卷2《沿革》，《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2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0《史部二十六·地理类三·古迹》谓陆广微《吴地记》，“原书散佚，后人采缀成编，又窜入他说以足卷帙，故讹异若是”。李芸鑫《〈吴地记〉四库提要辨析及源流、版本考》一文对各部《四库全书》提要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著录比对。
[60] 道光《苏州府志》卷9《田赋二·户口》，清道光四年刻本，第1b、2a页。
[61] 同治《苏州府志》卷12《田赋一》，《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号，第314页。
[62] 光绪《松江府续志》卷16《田赋志·盐课》，《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43号，第159页。
[63] 参见张国淦编著：《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叙例”第2页；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270页。
[65]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第188—193页；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5—58、159—164页；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3—28页；赵贞：《论唐代〈图经〉的编修》，《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
[66] 赵贞：《论唐代〈图经〉的编修》，《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
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644—647页。
[68] 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第235—237页。
[69] 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页。
[70]《文苑英华》卷800，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234页。
“图牒”是图经的俗称，宋代方志脱胎于唐代图经，时人尤以“图牒”称呼志书。如陈耆卿在为嘉定《赤城志》所写的序文中数次使用“图牒”，如“图牒之传尚矣，今地踰万里，县不登万户，亦必有成书焉”；又如，对于该志久修不成，陈氏感叹道：“昔欧阳公论学慨述吏道，以为有司簿书之所不责，谓之不急。夫岂惟学哉，语以图牒，非不急之尤者邪？然而莫奥于图牒，莫渫于簿书。”
[72] 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62页。
[73]《文苑英华》卷807，第4268页。
[74] 黄苇：《论宋元地方志书》，《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76] 潘晟：《宋代图经与九域图志：从资料到系统知识》，《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77] 洪武《苏州府志》卷10《税粮》，《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32号，第434—435页。
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序文中谓其有感于“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间近事，未有纪述也”，在知州支持下，“参考载籍，探摭旧闻，作《图经续记》三卷，凡《图经》已备者不录”。朱长文撰，金菊林校点：《吴郡图经续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序”第1—2页。高柯立认为《图经续记》，在体例上沿袭了官方所修《图经》，补充阙略。参见高柯立：《〈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探微》，《文献》2016年第5期。《吴郡图经》之名，见于孙觌：《妙利普明塔院记》，《吴郡志》卷33《郭外寺》，《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944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8《地理类》将之著录为“《苏州图经》”。
按，《吴郡图经续记》载：“《图经》每岁有丁身钱。自大中祥符四年，诏以两浙、福建路，荆湖南、北，广南东路在伪国日出丁身钱并特除放，凡岁免缗钱四十五万有余贯。由是，苏民至今无计口算缗之事，蒙泽最厚。”丁身钱确数为45.04万贯，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6，大中祥符四年秋七月壬申朔，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28页。
[81] 淳祐《玉峰志》卷中《税赋》，《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066页。
[83] 参见嘉定《镇江志》卷5《常赋》，《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第2350页。
[84] 李宗谔：《祥符〈州县图经〉序》，《玉海》卷14，广陵书社2016年版，第305页。
[85]《玉海》卷185，第3422页。
参见高聪明：《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黄纯艳：《总量分配到税权分配：王安石变法的财权分配体制变革》，《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8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大中祥符六年七月辛亥，第1842页。
参见黄纯艳：《总量分配到税权分配：王安石变法的财政分配体制变革》，《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89] 参见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0—379页。
[90] 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219页。
[91] 学界认为图经、方志是宋代地方官施政的重要参考资料，参见周佳：《宋代知州知府与当地图经、方志纂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辑。
有关“所出之数”，在嘉定《赤城志》卷16《财赋门》中被提及。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8《地理类》，第257页。对于陈傅良参与修志一事，徐规《陈傅良的著作及其事功思想述略》一文有考述。
[94]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第167—168页。
[95]《陈傅良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页。
包伟民指出，淳熙《三山志》反映出福州淳熙年间岁收与岁支之间有亏额582881贯，亏额达到收入的88.31%，其只能靠种种法外收入予以补足。在当时福州财政预算安排中，岁支是“刚性”的，岁收是“柔性”的。参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185—189页；包伟民：《再论南宋国家财政的几个问题》，《走向自觉——中国近古历史研究论集》，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16—318页。周曲洋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南宋时期赋税征收名目与调拨窠名是分开的。参见周曲洋：《〈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所见两税体制下南宋州县的财政核算》。
[97]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第170页。
[98] 宝祐《琴川志》卷6《叙赋》，《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第1205页。
[99] 景定《严州续志》卷2《税赋》，《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4366页。
[100]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五月甲戌条后附，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60页。
[101] 参见周藤吉之：《宋史食货志译注》，第137页，转引自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页。
[102]《苏松历代财赋考》，第6a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6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05、121页。
[103] 《会稽续志》卷3《和买》，《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第7124页。
[104] 参见陆敏珍：《宋代地方志编纂中的“地方”书写》，《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105] 傅振伦根据现存元代志书，提出元代方志“多本宋代志体”之说。参见傅振伦：《略述历代方志体例类目的发展》，《傅振伦方志文存》，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78页。
[106] 大德《昌国州图志》卷3《叙赋》，《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第6078—6082页。
[107] 延祐《四明志》卷12《赋役考》，《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第6285—6296页。
[108] 傅振伦：《又一件明初重要修志文献》，《中国史志论丛》，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148页。
[109] 万历《重修寿昌县志》卷首，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明代孤本方志选》第2册，线装书局2000年版，第25—26页。
[110] 正德《莘县志》卷首《纂修志书凡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2册，上海古籍书店1965年版，第12页。
[111] 申斌：《赋役全书的形成——明清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预算基础》，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8年，第25—30页。
[112] 申斌：《赋役全书的形成——明清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预算基础》，第10—11页。
[113] 学界自四库馆臣撰写提要以来，根据今本《吴地记》中所见宋元时期的年号、事迹等记载，推断该书经过数次编次、增补。参见张国淦编著：《中国古方志考》，第206—207页；顾颉刚著，王煦华辑：《苏州史志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192页；曹林娣：《吴地记校注序》，陆广微：《吴地记》，第3页。
[114] 仓修良指出地记内容一般为州郡建置、地理沿革、山川形胜、人物旧事、神话传说、风俗物产以及典故、古迹。仓修良：《方志学通论》，第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