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笔记
研究唐诗僧寒山拾得生平及其诗作结集之历史真相，不可避免的就联系到《寒山子诗集序》，这就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对为《寒山子诗集》作序的“唐朝议大夫使持节台州诸军事守刺史上柱国赐绯鱼袋闾丘胤”身份的疑问：贞观时唐代还没有实行鱼袋之制，闾丘胤到底是何时人也？
古代当官者的尊卑以官服颜色分。唐朝时规定:五品以上佩鱼符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赐绯”就是皇帝恩赐的深红色的朝服。这种服色制度，延续到宋代，到清代才完全废除，只在帽顶及补服上分别品级。所以，清代时比较官员的尊卑，就看“顶子”和“补子”。
唐宋官员随身佩戴的鱼袋源于盛装鱼符之用，唐代的鱼符有两种：一种是朝廷遣兵，更换地方长官用的鱼符；一种是官员随身佩戴的鱼符。这里提到的鱼符是指后者。佩戴鱼符之制始于隋文帝开皇年间，但佩戴鱼袋则为唐代始创。关于鱼袋的最早记载见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袋。”官吏有职务高而品级低的，仍按照原品服色。如任宰相而不到三品的，其官衔中必带“赐紫金鱼袋”的字样。
赐绯鱼袋是皇帝的一种恩赐。唐·韩愈 《董公行状》：“入翰林为学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为谨愿，赐绯鱼袋。《唐会要 》卷三十一载：苏氏记曰。自永徽以来，正员官始佩鱼。其离任及致仕，即去鱼袋。员外判试并检校等官，并不佩鱼。
景龙三年八月，令特进佩鱼。至开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诸亲王长子，先带郡王官阶级者，亦听着紫，佩鱼袋。散职佩鱼，自兹始也。
唐文散官至朝散大夫，方服绯，盖从五品也。三品方服紫，故文散官、金紫光禄大夫亦在正三品。近世士大夫为人作铭志，凡赐紫则曰三品服，赐绯则曰五品服，失之矣。惟欧阳文忠公所作志文，绯则曰绯鱼，紫则曰金紫。
其间又有“借服”一说。《唐会要 》卷三十一载：开元其年八月诏：驸马都尉，从五品阶，自今已后，宜准令式，仍借紫金鱼袋。驸马都尉借紫，自此始也。
宋·王谠《唐语林》卷一“政事上”记载：宣宗时，牛丛任拾遗，补阙五年，多论事，上密记之。后自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入谢。上命至轩砌，问曰：“卿顷任谏官，颇能举职，今忽为远郡，得非宰臣以前事为惩否？”丛曰：“新制：未任刺史县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奖擢，非嫌忌也。”上曰：“赐紫。”丛谢毕，前曰：“臣所衣绯衣是刺史借服，不审陛下便赐臣紫，为复别有进止？”上遽曰：“且赐绯。”此即借紫为官家之制。
实际执行上，这一服饰制度便有些乱了。借绯及鱼袋者，尤以军人为甚。《唐会要 》卷三十一载：开元二年闰二月敕：承前诸军人，多有借绯及鱼袋者。军中卑品，此色甚多，无功滥赏，深非道理。宜敕诸军镇，但是从京借，并军中权借者，并委敕封收取，待立功日，据功合德，即将以上者，委先借后奏。其灵武、和戎、大武、幽州镇军，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远等军，既临贼冲，事藉悬赏，量军大小，各封金鱼袋一二十枚，银鱼袋五十枚，并委军将，临时行赏。这有点让军前的将官用这些借来的“鱼袋”去吓唬敌人的意思了。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文学”曰：或有朝客讥宋济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纷纷？”济曰：“盖因绯袍子、紫袍子纷纷化使然也。”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军司马赐紫而登郎署，省中谑为“四军紫”以哂笑之。行军司马本属幕职，无品级，这是违背“三品方服紫”规制之乱象。
联系到为《寒山子诗集》作序的闾丘胤，如为贞观时人，则不可能有“赐绯鱼袋”。如为永徽之后人，则可能有“赐绯鱼袋”。诗序中为还没有实行鱼袋之制的贞观时的闾丘胤从其后十几年的永徽年间“借”来了一个“赐绯鱼袋”，妆点成“唐朝议大夫使持节台州诸军事守刺史上柱国赐绯鱼袋闾丘胤”来作序，也有点吓唬后人的意思吧。故此，其人应该是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后之人。即便是他借来的“绯、鱼袋”，也不会是贞观时人，《嘉定赤城志》以闾为贞观台州刺史，贞观十九年《续高僧传》有“丽州刺史闾丘胤”条，故闾为贞观台州刺史之说亦难置信。
况僧道翘为武后仪凤年间寺主。据丁天魁《国清寺志》载“武后仪凤二年（677），道翘”、唐李邕《国清寺碑序》载：“上座神轨，寺主道翘”。
且此寒山子诗序未书年月，假托之迹甚多，虽所述事迹或有其事，但难以作为信史。
结论：于此多数专家学者认定，此《寒山子诗序》为伪作，而依此伪作为根据，认定寒山拾得为唐贞观时人，便失去了依据。
寒山拾得其实为唐元和间邢台籍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