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张保卿博士2016年发表于《华夏考古》第3期的“钜鹿宋城的发现与研究”一文的第三部分。值此中国考古学史百年之际，节选该文，以志纪念。张保卿博士对巨鹿宋城的研究始于2014年，曾多次亲赴巨鹿深入细致地考察宋城，对巨鹿宋城特别是百年前国立历史博物馆发掘巨鹿宋城的价值和意义形成了系统全面的认识和评价。通过该文可以清晰地认识巨鹿宋城的发掘在中国考古百年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钜鹿故城发现的意义及影响
钜鹿故城遗址的发现和遗物的出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中国文博事业、文化界和世界文物学界，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长远的影响。
（一）遗迹
就故城遗迹本身而言，钜鹿县在北宋年间属邢州管辖，钜鹿故城是当时钜鹿及附近地区居民的生活地和集散地。故城的发现为学术界研究宋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让我们对北宋时期平民阶层的生活方式和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钜鹿故城被发现之后，国立历史博物馆在钜鹿县三明寺故址附近组织了一次发掘，这是国立历史博物馆开馆以来的首次考古发掘，也是中国官方对于田野发掘工作的首次尝试，被视为当时科学发掘的典型。此次发掘结束后发表了《钜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尽管其篇幅仅五百余字，但应是中国第一篇宋代城址发掘报告，富有开拓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发掘过程中，根据土质土色的不同，发掘者将所发掘遗迹由上而下分为三层：浮土层、褐色土层、黑焦土层，这是中国考古发掘中注意层位现象的最早记载。
与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掩埋相类似，钜鹿故城由于受水灾而被淹没，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当时民众的生活场景，本应是极好的学术研究对象。瑞典学者Nils Palmgren认为，钜鹿故城“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东方文明的赫库兰尼姆和庞贝古城”。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钜鹿故城遗址本身的重要性，对于故城遗迹的处理，当时部分有识之士希望政府能够参照庞贝古城对其进行保护，“当仿意大利保存Pompeii邦渒旧城先例”，“发巨帑以发掘保存，如意大利之邦渒城，使千年前状况历历在人耳目间”，“于初发现时即封存之，古屋之构造悉勿许毁伤，而尽收其遗物，设一博物馆于钜鹿，斯亦一小邦渒矣”。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现代考古学才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学界最重视的还是对于遗物本身的金石学研究。对待钜鹿故城也是如此，发掘者和研究者多将重点放在古物研究之上，“在我国考古学发轫之秋，能以数百年古物供都人士之鉴考，未始不为创举也”。此外，当时时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不断，文物法律体系相对薄弱，政府也缺乏能力对钜鹿故城进行必要的保护。因此，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和时代因素之下，对于故城遗迹本体的重视程度便被大大削弱，钜鹿故城被大肆破坏的结果也属意料之中。
钜鹿故城的发现引发了一场盗掘活动，其规模之浩大、出土遗物之丰富、参与人数之多、参与群体之广，均属罕见。当时钜鹿县百姓以挖掘古物为业、官商勾结倒卖文物、古董商和文物贩子推波助澜，各方联手摧毁了钜鹿故城。导致钜鹿故城被意外发现的旱灾，只不过是故城被大规模盗掘的诱因和导火索。自同、光以后，华北一带的古物盗掘和流通己构成多层级式网络，乡间绅民挖掘和出售古物牟利业已司空见惯。再加上民国文物法令的匮乏、群众文物意识的薄弱、政府重视程度的低下，故城只要一经发现，被破坏的结局便注定难以避免。
（二）遗物
由于故城因黄河决口而被淹没，较完整地保留了大水骤至时的场景，出土遗物大多为日常用器及建筑材料，是研究宋代平民阶层社会形态的珍贵物证。这些遗物包括瓷器、铜器、陶器、铁器、石器、漆器、木器、骨器、丝绸、壁画和瓦当、琉璃瓦、砖等建筑材料，真实反映了宋代钜鹿百姓的日常生活状况，“是公元1108年高水平技术和创新力的确凿证据”。其中，出土瓷器数量较多，多为磁州窑烧造；出土木器包括木门扇、木梁、木桌椅等，易腐朽难保存，能够保留至今殊为不易。
钜鹿宋城出土的一桌一椅，1926年在午门展出，现藏南京博物院，为国家一级文物
钜鹿宋城出土的行香炉与瓷盂，1926年在午门展出的，现藏南京博物院
钜鹿故城的一些出土文物被天津博物院和国立历史博物馆征集、收藏，直接提升了这两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数量，有利于公共博物馆事业的开展。严智怡、华学涑等人筹建天津博物院时，收集到钜鹿故城遗址出土的数百件器物，丰富了馆藏；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建于1912年，但由于藏品不足而一直未能开放，钜鹿出土遗物的收集和入库，壮大了该馆的收藏规模，为其1926年正式向公众开放提供了藏品支持。
经由古董商之手，钜鹿故城的大部分遗物被倒卖到国外，被西方博物馆和个人加以收藏。钜鹿器物在西方博物馆界占据着一席之地。直至现在，部分出土遗物还被其所入藏博物馆进行重点宣传，如不列颠博物馆网站上刊有带墨书题记的钜鹿瓷碗，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网站上刊有钜鹿出土的白地黑剔花龙纹瓶等。这些遗物数量较大，价值较高，充实了西方博物馆和个人的收藏。
故城出土遗物的很大一部分是宋代瓷器。在故城被发现之后，由于钜鹿瓷器在古董市场上大为畅销，一些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古代的窑址。他们在窑址上挖出瓷器残片，拿到古董市场上出售。这样，一些已湮没了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窑址被发现了。这引发了西方学者强烈的兴趣，他们纷纷来到这里进行调查研究。这些学者很快发现，钜鹿县、清河县及附近磁州地区出土的很多瓷器都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即在施化妆土的白地上用铁锈色的颜料描绘纹样，他们起初把钜鹿出土的这一类瓷器命名为“钜鹿瓷”，后将同类型的瓷器命名为“磁州窑型” ，这直接促进了学界对于磁州窑的研究。通过这些实物资料，西方学界逐渐了解到宋代钜鹿地区平民日常所用瓷器的数量和种类，对于瓷器釉色、形状、装饰和烧造技法有了新的认识。磁州窑瓷器在钜鹿故城的广泛出土，说明了具有鲜明民窑特色的磁州窑瓷器已被宋代平民阶层广泛使用于日常生活中。部分瓷器上有北宋时人所书手迹，十分珍贵，亦是研究宋代社会和经济水平的重要文字资料。
钜鹿宋城出土猊枕，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钜鹿宋城出土宋雕版，现藏纽约市立图书馆
钜鹿宋城出土陶鼓，现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钜鹿宋城出土的脊兽，现藏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
钜鹿宋城出土的双耳罐，现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为了对这种新发现的瓷器进行研究，钜鹿故城出土的瓷器、瓷片被西方学者争相收购，使得故城盗掘的规模愈加增大。大规模盗掘所带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钜鹿宋城遗迹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出土遗物流散海内外，这是大时代背景下无奈的产物，也是宋代考古学研究的重大损失；另一方面，在广泛收集钜鹿故城出土瓷器的基础上，西方学者逐渐介入中国宋代陶瓷手工业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学术界，使得本土学者开始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自主调查和探讨，也为中国陶瓷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北宋钜鹿故城的发现亦是在同一时期，其在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围绕故城的一系列发现、盗掘、发掘和保护行为，直接反映了我国本土考古学萌芽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状况，无疑是一段弥足珍贵的学术史材料。钜鹿故城的发现，不仅向学界提供了一大批宋代北方地区平民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还生动地诠释出夕阳西下的金石学和新芽初绽的考古学之间的对立和统一，更使我们充分触摸、感受到了我国考古学发展初期所植根的土壤。
作者简介
张保卿，汉族，1991年10月生于河南濮阳。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明考古、墓葬考古。
2010.9-2014.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史学学士；
2011.9-2014.6，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学士；
2014.9-2019.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史学博士；
2019.7-2021.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雅博士后；
2021.6至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