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东风
关于左与右、极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答问
左、右极权主义的共性
问：极权主义是普遍的恶？不分左右？
陶东风：可以认为作为一种普遍的恶，极权主义超越了左右之分。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常常把极权主义分为左、右两翼，其代表分别是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但极权主义也有超越左右的共同性（否则就不叫“极权主义”了）。这和理查德.沃林的新书《法西斯的魅惑》观点一致。这本书探讨的是知识分子与极权主义的关系。第一部分“重探德国意识形态”聚焦于德国知识界三位右翼思想家，即尼采、荣格、伽达默尔，同时广泛联系到斯宾格勒、海德格尔、施密特等其他当代德国右翼思想家，以及18、19世纪的德国反启蒙思想家如迈斯特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启蒙，并由反启蒙走向拥抱极权主义，其中不少成为纳粹分子，属于右翼亲极权主义知识分子。第二部分“法国的教训”转向法国后现代左派思想家巴塔耶、布朗肖和德里达，连带也涉及到福柯，他们的共同特点同样是反启蒙，其中有些同样有明显的亲极权主义倾向。
这样，这本书就突出了一个重要主题：极权主义不分左右。作者通过大量事实证明：第三帝国时期“争先恐后地跳上法西斯战车”的知识分子精英，既有德国右翼（俗称“保守主义者”），也有法国后现代左翼（俗称“激进主义者”）。前者（如尼采、海德格尔）因其与纳粹的明显关系（尼采哲学被纳粹奉为御用哲学，海德格尔则一度成为纳粹哲学的代言人并加入纳粹组织）在德国曾经名声狼藉。但有意思的是：二战后这些右翼思想家却摇身一变而为法国知识界后现代左派（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的偶像。当代对启蒙主义发动攻击的知识分子，除了一直以来就反启蒙的右派之外，还有一批学院左派。反启蒙原本是政坛右派的专利，如今却在文化左派的代言人手中重获新生。
这样，清理反启蒙思潮——包括传统右派和后现代左派——与极权主义的关系，而不是纠缠于左、右之别，应该成为学术界有志于从学理上反思、清理极权主义的学者必须做的事情。习惯了左右二元对立思维的读者会对此大感迷惑：在宏观社会理想与具体政治立场上差异巨大的左翼和右翼，怎么会都成为极权主义的拥护者？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在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就曾经有过分析。此书通过大量事实令人信服地表明：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后的语境中，“左”“右”概念常常含混不清，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虽然是极权主义的两种类型，但本质上它们是相通的。比如，它们都剥夺个人自由和价值，混同政党和国家，搞党国体制，控制独立的组织，把一种学说转变成一种全民族的“国教”（正统），党国垄断暴力，等等。它们共同质疑现代性，共同反对普遍理性、自由市场经济，向往计划体制、独裁政体、民族主义三结合的社会模式。如此等等。正因为这样，阿隆说“法西斯伪右派”（希特勒政权）和“苏联伪左派”（斯大林政权）“在极权主义中相汇合”。
关于后现代主义和极权主义
问：后现代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关系，这个提法很有意思。可否深入谈谈？
陶东风：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判定后现代主义就是极权主义。在有些方面，后现代主义与极权主义好像天上地下。比如，后现代左派普遍放弃了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幻想，崇尚反本质主义，反对绝对真理，主张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差异性乃至碎片化。在这些方面，后现代左翼与极权主义的一元论真理观似乎难以调和，而极权主义的国家强力崇拜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似乎也相去甚远。那么，它是怎么和极权主义纠缠在一起的？这个转换是如何完成的？
后现代主义和极权主义尽管不可以简单划等号，也不能认为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会成为极权主义者，但两者之间的亲缘性是明显的，因为它们分享诸多共同的观念与信仰：无论是希特勒还是迈斯特、哈曼等18世纪的极端保守派，抑或20世纪上半叶的超现实主义者（其中很多同时也是法西斯分子），直至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者，都不满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厌恶现代民主政治的平淡无奇、单调贫乏，认为理性不是解放了人而是变成了对人的另一种压制形式。这些人都崇尚非理性的奇迹、强烈的情感刺激，还经常对暴力青睐有加。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危害还在其极端反本质主义（主张不确定性、自发性、极端差异性，反对确定性、一元论、绝对真理）最终可能走向对真理的敌视、对理性的攻击，走向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导致其在政治上（思想和知识上可能不能这么说）不可能有所作为，甚至转化为政治犬儒主义，这种政治犬儒主义即使不会赤裸裸地鼓吹极权主义，也很难指望其能有效抵制极权主义，甚至可能堕落为极权主义的帮凶。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理性的暴政”，张扬差异与歧义，他们排斥“共识”，将之等同于“恐怖暴力”，认为所谓非强制性的理性协商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如此等等。但问题在于：如果确实一切知识、真理不过是权力的运作，根本没有普遍的有效性基础，那就必然导致知识论虚无主义，并进而走向价值虚无主义和政治犬儒主义，导致行动的瘫痪：我们有何凭据在不同的观点之间选择并以之作为行动依据？诚如沃林所言：“如果福柯所言为真，‘权力’无所不在，那么质疑它也变得毫无意义。”这的确击中了后现代主义的要害。
更有进者，后现代主义崇尚差异性、特殊性以及建基其上的认同政治（或“身份政治”），但离开了人权、平等、正义等启蒙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制度的框范和制约，上述知识论的诉求很容易转化为政治上的“本真”种族特性崇拜，拒绝民族、人种和文化的混合，最后与右翼极权主义殊途同归，走向种族隔离主义和文化分离主义。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大量发生在阿拉伯、南美和非洲国家的事实所证明。比如在卢旺达这样的宪政民主尚未建立的地方，认同政治就引发了种族屠杀之类悲剧。这进一步证明了认同政治作为一个反普世价值的后现代概念，其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后果是不同的：认同政治着眼于人的非自主选择的特殊身份归属（如种族或性别），而不是普遍公民身份，因此类似于一种出身论。但只有在一个由宪法法制保证的政治空间和以普遍人权观念有效调节族姓身份观念的思想空间中，认同政治才能得以和平、合理展开，因为宪政民主和人权观念为身份政治创造出了一个政治空间，确保不同身份群体的相互包容与共存共荣。
由于非理性和反启蒙不但是极右派政治（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也是后现代主义左翼或学院左翼的坚定信条，这就难怪被纳粹尊为“国家哲学家”的尼采及无耻投靠纳粹的海德格尔，可以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教父。这一点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从文化相对主义发展到文化绝对主义、隔离主义的论证逻辑是：各种民族文化只有绝对的差异，而没有对话融合的必要和可能，因此应该让它们相互隔绝以保持其本真性，防止、必要时通过强力禁止其交流融合。这就是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基础的种族主义——后现代知识分子经常持这样的立场——的吊诡：貌似激进（左倾）的差异政治最后却走向极度保守（极右）的种族隔离主义。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今天非常活跃的法国极端民族主义者勒庞，就假惺惺地高举民族文化差异性、神圣性和完整性的大旗，鼓吹应该尊重民族文化和身份的差异，说什么“民族不能概分为优越或卑劣，他们是不同的，对此我们须铭记在心。”好像他是一个开明的自由多元主义者；但紧接着就露出了种族隔离主义的尾巴：“我喜欢北非人，但是他们的家园在北非。”
按照勒庞的逻辑，只有采取种族隔离政策才能保证真正的文化差异性，而世界主义反倒是扼杀了这种多元性（因为它要求移民接受文化同化），他甚至认为“世界主义”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这个问题值得深入分析。窃以为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差异既不能通过强制方式被剥夺，也不能通过强制方式被“保护”，在保持还是放弃民族文化差异、文化特性这个问题上，选择的权利应该交给该民族本身，而该民族则应该把选择权交给每一个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