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中路1754弄，原名霞飞别墅，坐落着一片鱼鳞顶瓦、四坡屋面、脊线流畅的两层砖木结构楼群。28幢西班牙风情的连体小楼，被茂密的爬山虎包裹着，别致错落的庭院，轻覆薄尘的门牌，略显风雨痕迹，与周围樟树一齐交织展现自然雅趣。其中的17号楼是邵洵美的旧居，9号楼是项美丽的旧居。1938年，正是在他们二人的帮助下，由杨刚翻译的《论持久战》英文版在此诞生。
无名小楼成为文坛圣地
邵洵美出生于上海名门望族，原居住在杨树浦地区。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炮火直逼家门，为避时乱的邵洵美在项美丽的帮助下举家搬入租界。项美丽，原名艾蜜莉·哈恩，是《纽约客》杂志的特邀撰稿人兼驻中国记者。1935年，在一次“上海国际艺术俱乐部”的晚宴上，两人初次邂逅便一见如故，因志趣相投成为挚友。当时，项美丽住在淮海中路1754弄9号楼，在她的帮助下，邵洵美全家搬进了同属一个弄堂的17号楼。
淮海中路1754（1768）弄俯瞰图
邵洵美是民国时期上海文化界的关键人物。搬入租界后，他常于家中举办文化沙龙。小楼里终日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施蛰存、钱钟书等人都是家中常客。郁达夫曾形容这里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时常梦醒时分，小楼依旧灯火通明，宾客热情不散，洋溢着文人风雅。邵洵美还常常出手阔绰，拿出资产支援文坛好友，推动海派文学的发展，夏衍、丁玲等人都接受过他的资助。
出版家是邵洵美的一个重要身份。17号楼也成为他创办报刊的根据地。他先后在此接管创办了10余种风格迥异的杂志。从《金屋月刊》《时代画报》，到《论语》《天下》，都是他的心头挚宝。
霞飞别墅17号楼
这些刊物向上海文学界敞开大门，搭建了一个交流观点、发表文章的珍贵平台。邵洵美办刊目的非常纯粹，他曾剖析自己是“不爱金钱爱人格，不爱虚荣爱学问，不爱权利爱天真”，只是“为了办报而办报”。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从未放弃过办刊。
后来，邵洵美力邀项美丽共创《自由谭》杂志。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初期的一份重要刊物，为怀念《申报》副刊“自由谈”而生，以纪念“受伤的上海文化”。当时，邵洵美认识到在“孤岛”办报艰难，专程找到项美丽，想借美国人的名义获取办刊资格，挂洋商之牌，保护刊物，留存历史。
项美丽不假思索，慨然允诺，倾心投身杂志的选稿、撰稿等工作。两人分工协作、共同奋战，在纷繁战火中撑起了这座自由观点的保护所。邵洵美直率评判时事，自由发表感悟，为抗战发声，为时代发声，抒发中华民族的慷慨气概与保家卫国的激昂情绪。
项美丽与邵洵美
《自由谭》为文艺救国培壅新鲜而有活力的土壤，但也因屡屡揭露日军的丑恶嘴脸与汉奸的谄媚阿谀而遭到破坏。项美丽就曾被来者不善的日本记者与便衣“上校”叫去谈话。他们在谈话中直截了当地透露出对《自由谭》的不满与斥责，向项美丽提出警告与劝诱。
但是，项美丽不愿妥协，拒绝改变杂志的总体方针与基调。于是，在恶劣的环境中这本坚守大道的正义杂志只能被迫叫停。但是，邵洵美与项美丽以笔化剑，划破笼罩申城的雾霭阴霾，让和平和正义的阳光洒向国土，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排除万难共译《论持久战》
淮海中路1754弄的17号小楼，不仅是文艺家们的创作圣地与灵感源泉，还是《论持久战》英文版的诞生地。由于翻译《论持久战》是高度机密的工作，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个事情并不为大众所知。直到邵洵美之女邵绡红著文回忆，才揭开了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里弄内住宅立面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长篇演讲，一个月后演讲稿以《论持久战》为题发表在《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上。《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纲领性文献。面对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国内甚嚣尘上的“亡国论”“速胜论”等消极论调，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正确指明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坚持抗战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条件和基本保证。
《论持久战》的刊发振聋发聩，一扫国人心头的阴霾。为了进一步激发广大中华儿女的抗战斗志与勇气，争取世界爱好和平和维护正义力量的支持，党组织决定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在国内外进行广泛传播，使全世界民众都能读到这部富有中国智慧的、展现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伟大著作。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过审慎思考，把翻译任务交给中共地下党员杨刚。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杨刚原名杨季征，公开身份是沪上《大公报》特派女记者。她从小接受过良好教育，由于不满黑暗堕落的封建社会，在学生时期便积极投身爱国运动。1928年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身为女性，却表现出和男性一样的坚强革命意志，还曾一度在反内战示威游行活动中不幸被捕。
在文学方面，她也颇有造诣，既会翻译又能写作，是名著《傲慢与偏见》最早的中译者。“杨刚”一名便是她给自己起的笔名。当在考虑由谁来翻译《论持久战》时，具备翻译特长且信仰坚定的杨刚便脱颖而出，成为地下党组织心目中的不二人选。
杨刚像，摄于1945年
杨刚早前因工作缘故与项美丽结为挚友，她深知项美丽为人正直善良，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外来侵略。在接到翻译《论持久战》的任务时，杨刚便想借项美丽的外籍身份作掩护，在其居所暂避一段时间来完成翻译工作。邵绡红曾回忆说，项美丽“出于正义良知，一种国际主义的道义”，看清了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的真面目，坚定地选择站在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边。
面对杨刚提出的请求，项美丽表示全力支持，并为她提供安全隐秘的庇护所与工作室。翻译期间，邵洵美也经常前来相助，提出对译稿的修改意见。他们一起斟酌字句、配合默契，探讨遣词造句的精准与表词达意的准确。项美丽曾回忆：“洵美自然常来。杨刚在翻译中不时和洵美字斟句酌，我也曾过目，不过只是提些语法上的修改意见。洵美则为之润色。”
杨刚翻译的《论持久战》，发表在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上
在邵洵美、项美丽的鼎力支持下，杨刚不负众望，夜以继日伏案工作，依靠出色的语言功底，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翻译工作。《论持久战》一经译出，邵洵美就决定先将英译稿放到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上连载。从1938年11月1日第3期至1939年2月9日第6期，《论持久战》共分四次在该报上连载，题为《Prolonged War》，作者署名为Mao Tse Tung，译者署名为Shih Ming，即“失名”，是杨刚的笔名。
邵洵美专门写了编者按，对《论持久战》给予极高评价：“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它不仅仅预示战争在威胁着我们，而且这个预言乃至种种情节都惊人地得到了证实。中国每个有识之士都熟悉这本书，但还是在这个连载中它才首次以英文出现。”
单行本出版 扬名海外
为了扩大影响力与覆盖面，《论持久战》英译稿全文发表后，党组织计划以单行本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发行。1939年1月，得知《论持久战》被翻译成英文的消息后，毛泽东大为兴奋，专门为即将出版的单行本写了一篇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的千字序言。
序言中提到，“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毛泽东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
当时，地下党组织决定委托出版经验丰富和人脉资源广泛的邵洵美负责秘密印刷工作。邵洵美被毛泽东的智慧和远见深深折服，没有选择推脱，而是义无反顾地承担下来。他还把毛泽东的题序译为英文，置于单行本前页。
由于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出版公司不能印刷英文，几番斟酌后，他选择了一家素有往来的印刷厂秘密印制此书。为安全起见，送稿、传递、校样、成书等多个步骤流程，都是邵洵美与好友兼助手的王永禄亲自操办。前后历时两个月终于印出500册书。书的大小为32开本，封面白底红字印着书名《论持久战》以及著作者的名字，整体朴素大方、干净利落。
201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完整影印出版的《自由谭》
印刷完成后，究竟该如何发行出去呢？当时为掩人耳目，500册书印刷完，全部装在项美丽的自备车里，由邵洵美开车运到项美丽住所藏起来。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将这批书从3个渠道散发出去。一部分交由项美丽，托德国驻上海领事馆见习领事华尔夫帮忙散发。华尔夫是项美丽的追随者，非常信任与尊重项美丽，能够充分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推动这项工作；一部分由杨刚主动承担，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渠道散发；剩下一部分则由邵洵美完成。
据时人回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邵洵美就驾驶着豪华轿车悄悄上路，行驶在外国人聚居的僻静区域。他和坐在后座的王永禄时刻警惕周围动静，等到四下无人时，邵洵美就迅速停车，王永禄则拿上早已准备好的书敏捷跳车，飞奔到外国人的住宅前，往信箱里一塞，不敢耽误一秒又立即返身回到车上。
里弄内景
邵洵美这名上海滩贵公子不顾身位，数日像“做贼”般在陌生人家门口徘徊周巡，甘愿干着此等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凶险之事。“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中的一个文人，我虽然不能拿枪与日寇当面厮杀，但能以出版一本好书鼓舞民众，即便被汉奸谋杀了，我也会含笑九泉的。”当然，邵洵美在那段时间不出意外地受到日本特务的“特别关照”。他的住所周围常有人监视盯梢、危机四伏，家人日日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为了以防万一，邵洵美还特地买了一支手枪傍身。
在众多仁人志士的帮助下，《Candid Comment》上公开连载的《论持久战》英译文与《论持久战》英文版小册子，在各地不断辗转传播，对当时在上海乃至国外的海外人士尽快了解中国抗战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战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收获了世界各国和平人士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