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083年，年号元丰，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经4年。在他静心蛰伏，完成从“苏轼”到“苏东坡”这个伟大转折的同时，汴京的朝堂和街市一如往常那样熙熙攘攘，物议沸然。宋神宗仍在平衡朝中新旧党势力的间隙找寻合适的机会，起复这个因才学兼备、光芒太过耀眼而招致小人构陷、一朝蒙冤的天才。
然而，直到两年后神宗忧郁而逝，他也一直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此时的苏轼没有想到，黄州之贬仅是他谪居生涯的开端。此后他一生遭贬17次，历典八州，身行万里，走过无数穷山恶水，却都如处天堂，他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苦难给予他的生命措手不及的暴击，又带来足够的新鲜感和创造力。好在，苏轼在黄州清冷的月色里得到了慰藉，他写到：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他终究在大自然的启迪下，从高山远水、清风明月间找回了真正的自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更成熟的艺术表现力出现了，这一年，苏轼45岁，他以全部的身心与过去的人生诀别，自此以后，苏轼成为苏东坡，一个真正的大文豪诞生。
这是一次其来有自的蜕变。没有人天生就懂得如何面对苦难、安于苦难。东坡的乐观超然，是九死一生的感悟。一切浮华，忧惧，尖刻，愤懑，执念，都放下，化作一抔净水。“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挥别那如夏梦云烟般的过往，他重新建构了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和艺术世界，终将自己修炼成了这世间独一无二的一个有趣灵魂。
有宋一代，在文学方面受过苏轼指导和影响的文人特别多，其中最有名的是“苏门四学士”、“苏门后四学士”等人，他们在仕途上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苏轼贬谪的连带影响。公元11世纪末、12世纪初，他们连同其他先后被编进“元祐党人”名录的知识分子共117人，以及每个人背后遭此牵连的家族亲属不计其数，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北宋党争迫害的代名词。他们的遭遇，可以说是书写了一部宋代读书人的仕宦沉浮录。
（二）
第二年，公元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去往下一个贬谪之地。同年，在山东济南章丘，“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的李格非家中，诞生了一个女婴。她在四邻民风淳朴、父兄文采斐然的簪缨世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长大，饱览诗书，潇洒恣意，以其幽媚婉柔、流畅俗白、机杼天成、堪称天籁的文学创作跻身须眉甚至“压倒须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文化图景之中，横空绽放的一抹绚烂红颜。
“造化可能偏有意”，“此花不与群花比”，李清照在中国文学史中闪回的身姿，如流光清影，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自16岁随父进京，旋即以“词女”名世，到写尽世间情愁、堪为“婉约之宗”，李清照用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完成了对特定时代背景下女性自身命运多种可能性的求索。天赋的文才，豁达的心性，超凡的史识，令她具备了将诸般苦难磨折转化为艺术创作的能力；而她亲身遭遇的党争株连、国破、家亡、夫丧，兵祸战乱、再嫁离异、诉讼系狱、漂泊流寓、“颁金”之诬，等种种人生忧患，成为其作品中深重愁思的确凿底色。
李清照的词，可以品尝，齿间余韵悠悠：“莫许杯深琥珀浓，未成沉醉意先融。疏钟已应晚来风。”可以闻嗅，面颊温润清凉：“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又可如电影、如戏剧，一帧帧、一幕幕写出峰回路转、千般情致：“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少女情思流淌成明澈小溪，照出一个自由而孤独、大胆而热烈的灵魂，婉转清丽，不可方物。
李清照的诗文，在词以外别有一番天地。“谁怜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是她，“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是她；“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是她，“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是她；“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是她，“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她；“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也是她，“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还是她；“但说帝心怜赤子，须知天意念苍生”也是她，“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仍旧是她……所谓“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有多少壮怀激烈的江山之叹、逸兴遄飞的历史之思、无法安息的嫠妇之愁，都如星如月，闪闪发亮，载着灵感的鹊鸟乘兴而至，落在案头、笔尖、纸上。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以苏辙为代表的“元祐党人”被惩处，或免或贬，李格非亦无法幸免。其时苏轼已逝，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他生前的门墙桃李，无一例外被裹挟进历史的暴风骤雨，终生不得昭雪。
经年的政治斗争也波及到了李清照的命运。她曾写诗唱和“苏门四学士”张耒，又与“苏门四学士”晁补之结成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欣赏她的父亲李格非也位列“苏门后四学士”。除了因党争而造成父族的变故，夫族也在同样的政治斗争中败落下来，令她不得不离开繁华的汴京，与赵明诚屏居青州乡间，一呆就是十年。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铁蹄踏遍，山河倾覆，一个时代的文学主题随之改变。整个南宋150年间，家国忧思和民生动荡占领了文人篇章。缪斯之神对李清照的眷顾，也抵消不了山河破碎、爱人离世给她带来的痛苦。颠沛流离的现实境况，独立支撑的精神世界，孤苦终老的人生结局，给她的后半生画下无尽凄凉的剪影。
李清照曾在《金石录后序》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这就是她的心性和她一生所真正追求的，是她过去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光。烂漫而恬静的少女时光一去不复返，苦乐参半、喜忧同行的伉俪岁月归于寂灭，独留一副漂泊无定、苟延残喘的残身，倔强坚守着亡夫的遗物，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写就人生哀婉的残篇。
词人最终能够希冀的，不过是拥抱自己在这悲悯时代里的渺小命运，求一隅安宁之地，携一瓢终老之人，谱一阙温柔之歌。
（三）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命运。苏东坡没有看到大宋朝的悲惨结局，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家国繁华的破灭，不仅打乱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奏，还给人们的精神注入了一种浩渺空茫、虚无恐慌的悲愤之感。时间跌宕向前，人们逐渐超越这种脆弱孤独的情感，心胸中油然而生出不屈、刚强和豪放，以刚柔并济的风骨，与人生的灾难、时代的浩劫形成一种对抗。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左右，李清照携赵明诚留下的十余车金石文物追赶高宗足迹，辗转多地，流徙四方。尽管此时疲病异常，但她也从闺中走到了广阔的天地，在残酷现实的历练之下洗净铅华，破开胸襟。她写下了大气磅礴的《渔家傲·记梦》：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这首豪放之作，是李清照婉约词中的一个例外，更接近她诗歌创作的主题。实际上在生命的后期，她在诗文词创作上的主题和风格越来越接近，唯证本心而已。梦是现实的反映，梦中的李清照追寻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和一个与现实截然相反的美好仙境。如果说前者正是她曾经拥有又骤然失去的青春时光，那么后者从地理上更接近夫妇二人曾隐居十年的青州。
青州是古九州之一，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家就在这山明水秀、花木葱茏掩映下的寻常宅邸里。其间最大一室为书房，曰“归来堂”，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隐逸意。李清照尤喜文中“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句，于是在青州的安稳岁月里，欣然自号“易安”。
赵明诚评其妻：“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归来堂上终日书香渺渺，茶香幽幽，二人在这里收集整理书册典籍，分类登记编号，放入亲手制作的高大书橱，克勤克俭，节衣缩食，将毕生所藏整理成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家庭图书馆。刻印书籍、勘校古书，是夫妇二人醉心其间的大学问，于此建树颇多。闲暇时，二人携手走遍了青州山水，唱和吟赏。
李清照沉迷于浪漫而充实的诗茶生活，投入书的海洋，得到极大的享受和不竭的灵感，写出了在词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词论》。她的灵魂在归来堂上浸润滋养，熠熠生辉，词中“易安体”也在这一时期、在青州的土地上臻于成熟，成为词坛公认独具特色的存在。
从汴京的煊赫府邸，一变为青州的寻常百姓之家，李清照将隐居之处变成了立志笃学的温馨之所，于是因祸得福。二十多年后回忆起来，她仍觉当时“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但这暂得的十年，很快就结束了。李清照告别青州，不再以“易安”自居，往后余生是战祸离乱，身世飘零，家国两茫茫。
黄州的东坡、青州的易安，在纷扰的世俗生活中实现了精神的自足与惬意，代表了宋代个体人格不同的成熟形态。他们将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随性自在的生活态度，唯美艺术的生活方式，融化为精神的诗意与雅致，通过文学创作抒发出来。这两位宋代文人的诗性修炼，遵从本心，回归真淳，对以物欲为驱动、被生活所裹挟的我们有着天然的优越性和坚定的诱惑力。文学是夏日南风吹来清凉，这种改变至少拥有足以抚慰人心的力量。我不止一次地感到，对文学的坚守，应该成为成长的遥迢之路上最平淡久远的风景。
“夜来清梦好，应是发南枝。”人生犹如漫漫冬夜里突发的一场清梦，历尽绮丽繁华，所向往的不过是萧飒寒风里新发芽的一丛梅枝。春光虽姗姗来迟，也终将如约而至。（宋沅君）
